第6版(理论)
专栏：书刊评介

　　信史长留天地间
——《叶剑英在１９７６》修订本读后
杨子才
由王震作序、范硕撰著的《叶剑英在１９７６》一书，自１９９０年问世之后，深受读者欢迎，得到社会各界好评，荣获“金钥匙”奖；几年间重印１０次，销售２４余万册，依然供不应求；全国有十几家报刊纷纷连载或选登；一些影视单位还筹划将其内容搬上银幕、荧屏。一部长篇纪实作品产生这样的效应，实为近年来所罕见。
作者范硕是一个极重文德和史德、至老弥笃的作家。他说：“文以纪实。‘文不称实，未可谓是’。‘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’。”他是将《叶剑英在１９７６》一书作为一部信史，而不只是作为纪实文学作品对待的。清人梁启超说：“史学者，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，国民之明镜也，爱国心之源泉也”，“其责任至重，而其成就至难。”这番话乃是真知灼见。史书的撰著，是不朽之伟业。世无史书，尧舜与桀纣，贤哲与奸佞，身后坟土未干，便会善恶不分，妍媸同灭。有了史书，则其人虽亡，而其事长存，忠奸彰明较著，为举世所共见，并使后人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自惕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，正是怀着这样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，作者才对此书的撰著与流布慎之又慎。他身为军事科学院叶剑英元帅传记编写组组长，从１９８０年起，曾有幸访问过叶帅５０多次，聆听老人家亲口讲述其一生经历，详为介绍１９７６年那个“不动声色，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”的重大历史事件。此外，他还走访了许多有关当事人、知情人，又查阅了难以胜计的文字和图片资料。正是这种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，驱使作者在此书初版问世之后，依然锲而不舍，继续搜集与那个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资料，即使片言只字也不放过。积数年的努力，范硕又发现了数量可观、足资补充的新材料。于是，他毅然决定停止重印原书，并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之约，花费三年多时间，对全书作了劳动量巨大的精心修订。对比初版和修订本，读者刚一翻阅，就会有面目一新的感觉。
史文不可以凭虚别构。其根本要求是“不掩恶，不虚美”，务必真实。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对忌讳百端、把重大史事写得隐约其词的人说：“史官执笔，何烦有隐？宜即改削浮词，直书其事。”这个“直书其事”的要求，魏徵称之为“至公之道”。本书作者秉此精神，将几年来进一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，对照原书所述，考其虚实，辨其异同，一一条分缕析，务求精确。对于新获得的以及再次考证核实的史料（包括新解密的档案资料），诸如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、陈云、李先念、邓颖超、陈毅、徐向前、聂荣臻、王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所言所行，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等新发表的有关回忆文字和记录，乃至“王、张、江、姚”及其同伙的有关辩词、供词、日记、会议记录、汇报材料等等，凡有助于人们清晰了解２０年前粉碎“四人帮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材料，作者都按时间顺序，摘要收入各章各节。全书初版２６万多字，修订本增加了１／３的内容，达到近３６万字，从而使史事更翔实，史料更丰富，也更具立体感。这个修订本，说它是描述１９７６年那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一部信史，是会得到人们认可的。
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；“只将五字句，用破一生心。”视著书立说为人间盛事，孜孜不倦再三修改，力求臻于完美，是文人的情怀和素质。当代著作等身的史学家顾颉刚，一生以不断修改其著作为乐。《尚书·大诰译证》的一篇序言，竟留存改稿十二份之多。他说：“改一次，深入一次，其精湛处有想象不到者，真一乐也。”著述不少的作者范硕，在这方面也力追前人。《叶剑英在１９７６》一书，他从初始写作到这次完成修订，前后费去七八年之久，数易其稿，用力之勤，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。他说：“史无文则行不远，文无理则义不深。”为达此目的，在修订过程中，他既十分尊重史实，又很注重文学的素描和哲理的阐发，力求“使文、史、哲三者融为一体”，以收真实、生动、深刻之效。正是此种抱负和追求，使他乐此不疲，年复一年在笔砚间讨生活，不知老之将至，赢得满头霜雪。十年磨剑快锋刃，天公不负有心人。他在这方面的苦苦求索，使得全书下笔无虚，唯真唯实；文采昭然，烟云满纸；警语迭出，理深义直。对此，读者自能从书中一一领略，毋庸笔者赘述。
“万古骚人呕肺肝，乾坤清气得来难。”笔者相信，作者范硕于垂暮之年倾其全力，呕心沥血写成的这本书，是那个浩劫空前、天地悲泣、百姓遭殃的动乱年代的实录，字里行间充溢着遂民愿、救苍生、除妖气、伸张历史正义的“乾坤清气”。因此，它必能在人世间流传久远。